经济再平衡带来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中国能够转向新的增长模式,使不断增加的投资与劳动力、生产力更加高效地相结合。更确切地说,中国不得不推进这些结构性转变,因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受限。过去二十年中,中国主要依靠投入大量资源来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但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全球金融危机后,这种传统的成功模式已难以为继。
主要行业的过度投资导致过剩产能快速累积,政府不得不推出供给侧改革以削减过剩产能,并出台金融支持措施以促进改革进程。这些政策正将资源重新引向生产力较高的行业,但需要时间才能见到成效。
全球经济危机后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延缓。由于重工业的过剩产能和高企的房地产库存无法快速削减,中国经历了投资回报率和生产力双双下降的漫长时期。不过,近期的利润和投资趋势表明,中国已度过了最糟糕的阶段。
转向消费和服务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许多长期趋势仍在不断发展并交织并进。服务业增长、城市化推进以及城市房价上涨往往密切相关。自1990年代起,由贸易推动的工业化已吸引数百万农民工从农村地区涌入城镇和制造业中心。
面对日益旺盛的需求,医疗、教育、金融和物流等服务行业的供应不断增加。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就是受到住房需求上升以及信贷和抵押贷款普遍使用的推动。
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将日益受到家庭消费和服务业的推动,因经济逐渐摆脱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随着资源进行再分配,近期内绝对增速可能放缓。与部分国家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在短期内带来阻力。
不过,长期来看成效更为可观,因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转变将使经济更加健康且更可持续。从行业来看,服务业增速依然高于制造业增速,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也不断上升。
消费升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2017年,消费为中国实际GDP增长贡献了59%,这得益于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以及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我们认为消费行业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
联合国的预测显示,2015年至2020年间,将有近1亿农村人口涌入中国各个城市。到2030年,这一数字可能将翻倍,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消费者(年收入超过9,600美元)的人数预计将达到4.8亿,占中国总人口的35%。这从近年来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便可见一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储蓄率开始小幅下降,这得益于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以及家庭信贷可及性上升。
基础设施依然重要
国内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仍持续增加,中国或许还需要10年或更久的时间才能达到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80年代时70%以上的城镇化率。交通网络改善等因素将使湖北、湖南和河南(人口均在5000万至1亿之间)等大型中部省份受益于内需增长。
制造业升级
随着收入水平上升,制造业逐渐转向“知识密集度”更高的服务业。制造业方面的主要变化是企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并从制造装配转向将更多生产活动留在本土市场(与韩国类似)。
无论当前的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如何,在薪资上涨以及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此一转型都势不可挡。在某些产品领域,相对优势的转变也使得中国与北亚邻国展开更加直接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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