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地区人口集聚，长三角流入趋势不减。常住人口的变动情况能够直观反映城市人口的流向。我们先来看城市群的人口流动情况，从15-18年常住人口的变动看，粤港澳地区以2.4%的增速明显领先其他城市群，长三角地区紧随其后，相比之下，京津冀城市群常住人口增速稍显逊色。人口净流入率（1-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所反映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粤港澳和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净流入率明显高于京津冀地区，而像长江中游、成渝和中原等城市群目前还面临着人口的净流出。

广东流入规模居前，强二线表现同样不俗。人口流动情况还能够通过其它方面的数据来加以印证，比如随着手机在人群中的普及，活跃手机用户数量就能够及时地捕捉到人口的流动趋势。根据DT财经基于联通大数据所做的统计，19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区域仍集中在粤港澳和长三角，其中在人口流入规模前20强的城市中，广东省就占据了5席，东莞更是位居全国第二。另外，像成都、西安和郑州等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也有明显的人口流入。

小学在校生数量增长，印证人口流动趋势。另外，由于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较高，还可以从小学生数量的变化上推断人口的流动情况。与其它统计数据所呈现的情况类似，一方面，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在校小学生数量增长很快，如长沙和武汉16-18年在校小学生数量年均增速超过7%。另一方面，广东表现依然突出，深圳市和广州市在小学在校生数量超过100万的体量下，仍能够达到4%的年均增速。

流动人口年轻化，助推城市迸发活力。城市人口流入增速较快的同时，在结构上呈现什么样的特征？从年龄上看，流入人口普遍较为年轻，根据DT财经基于联通大数据所做的统计，19年东莞的流入人口在42岁以下的比重接近80%，广州、深圳、苏州等多个东部城市的比重也均在70%以上，相比于全国人口中42岁以下年龄人口56%左右的占比，显得明显偏高。城市流入人口年轻化的特征，也为这些城市带来了新的活力。

流动人口教育程度高，利于城市竞争力提升。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流动人口也普遍较高。根据全国流动人口的监测调查，17年6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中，74.4%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而全国人口中这一比例只有70%左右。6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年，其中80后达到10.2年，也高出全国平均9.2年左右的水平。

年轻化和高学历化的特征，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流入的人口于城市发展而言，无疑是笔宝贵的财富，但是，人口涌入的同时，我们的城市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呢？

2.1供地不及人口流入，房价调控更费精力

供地不及人口流入，居住紧张状况加剧。首先，居住是外来人口流入后的必要需求，但我们的土地供应似乎并未跟上人口涌入的步伐。18年我国一二线城市新增城区人口占比接近70%，三线以下城市新增城区人口占比仅有30%，但是我国城市新增的居住用地面积超过80%都在三线以下城市，一二线城市占比仅有20%左右。WIND统计的100个大中城市土地供应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人口流入集中的二线城市，所供应的住宅类用地规划建筑面积不足全国的五成。这意味着，人口流入地的居住情况将会愈发紧张。

一线城市虽有缓解，矛盾依然较为突出。一线城市由于仍存在着户籍管制，近来人口流入速度放缓，甚至部分城市存在流出迹象，使得整体上来看人口和居住用地供应之间的矛盾似乎有所缓解。但实际上，这一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以深圳为例，17年和18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速分别达到5.2%和4%，而计划新供应的建设用地增速却不增反降。从居住用地的情况看，16年到18年，计划新供应的居住用地比重不足5%且逐年下滑，19年虽有所回升，但是依然处于较低位置。

供给未随人口增加，房价调控更费精力。虽然人口不断扩增，但是住宅用地的供给未能随之相应提升，这就使得人口流入城市陷入“一房难求”的困境。一方面，房价长期居高不下，增加了外来人口的居住负担；另一方面，对于房价的调控也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供需矛盾的长期存在也意味着调控政策稍有缓和，就可能引发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一二线城市房价已然不低，但还是能够见到其增速屡屡冲高。

2.2基础设施远非完善，交通建设仍可提升

基础设施远非完善，交通建设仍可改观。其次，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人口流入城市的配套也远非完善。比如在公路建设方面，18年我国人口流入最多的一线和二线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分别为7.7平方米、15.1平方米，均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轨道交通方面，虽然头部城市在建成线路长度上遥遥领先，但分布仍存在一定问题，像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深圳，18年的轨道交通线路长度只有不到300公里，赶不上比其人口更少的武汉和南京，而人口流入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的东莞，18年轨道交通线路长度仅不到40公里，在具备轨道交通的城市中排名靠后。

配套相对不足，道路拥堵难免。人口流入下交通配套的不足，会加剧城市的道路拥堵情况，给居民的通勤带来不便。根据高德大数据所做的统计，19年我国道路拥堵情况加重的城市中，厦门、青岛两市位居前二，而其常住人口增速均要高于全国水平，此外，人口流入居前的东莞、深圳两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以及长沙等区域性中心城市也都榜上有名。

新基建不可或缺，同样需要重视。在传统基建需要完善的同时，新基建的建设也不可或缺，比如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能为私家车及时充电日益成为居民出行的基本诉求，这方面的建设也值得城市重视。以公共充电桩为例，当前一线城市已经早早布局，19年其主城区的公共充电桩密度均值达到每平方公里2.17个，密度领跑全国，但是像流入人口较多的东莞、南京等城市公共充电桩的密度还比较低，只有每平方公里0.85个左右，不到一线城市的一半。

2.3公共服务要求提高，教育、医疗改善供给

公共服务要求提高，医疗资源配置待改。最后，人口流入也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在民生项目的保障上，而我国城市在这方面还有待改进。比如从医疗领域来看，即便存在着人口的流入，但是医疗机构数量少有显著增加，并且从18年城市新增常住人口和新增执业医师数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并无显著的正向联系，这也意味着医疗资源并没有按照人口流动情况得到充分的配置，这无疑会降低居民的就医体验。

教育问题也需解决，改善供给适应变化。教育同样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来人口增加后，子女的教育问题同样需要城市配套解决。如果教育资源供给的变化跟不上人口流入的速度，就必然会加剧教育资源的紧张。以一线城市为例，19年深圳市中小学生在校人数147万，与北上广大体相当，但是中小学校数量却只有734家，仅为广州的一半，也远不及北京、上海的水平，这造成深圳市的中小学平均在校人数高企，也部分解释了“学区房”因何在深圳广受追捧。

3.  城市人口有望集聚，消费、服务大有可为

户籍限制阻碍流动，大城人口密度不足。在经济学中，城市人口分布存在着一条著名的经验规律：城市人口规模与其在该国人口的排序呈负相关关系，即所谓的“齐普夫”定律。如果将人口规模和其排序绘制成散点图，则表现为一条斜向下的直线。而根据我国的情况来看，中小规模城市的人口分布较好地遵循着这一定律，但对于一些大城市而言并不适用。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过去户籍限制的存在阻碍了城市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这也意味着我国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还依然不足。

城市限制取消，人口有望集聚。而随着我国城镇化步入新的阶段，以往的户籍限制逐渐放松乃至取消。目前除了14个建成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超大和特大城市以外，其余600多个三线以下城市均在全面放开落户限制。限制措施短期仍然存在的部分一二线城市，也在通过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模式来吸纳人口流入。因此，我国人口有望进一步向城市集聚，我们估计10年以后14个一二线核心城市的建成区户籍人口比例会从全国的8%提升至10%，而三四五线城市建成区户籍人口的比重可能会从目前的21%提升至41%。

人口集聚作用积极，资源配套不容忽视。人口向城市集聚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在人口密度提高之后，部分服务行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服务业整体有望迎来更为充分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集中不仅限于空间流动，也意味着就业结构的转变，这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进而促进消费增长。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人口流入的同时，城市需要增加相应的资源配套，缓解由此带来的资源紧张，否则这些城市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就将逐渐衰减，流入趋势愈发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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