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峰 ：疫情对A股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节前后，国内出现新冠病毒后，资本市场短期极度恐慌，但很快市场就重回理性，因为多数投资者发现国家强力的组织能力可以控制住疫情。政府的及时应对和基于传染病学的正确措施使得疫情很快到达顶峰。疫情仅对资本市场造成短期冲击。

第二阶段影响开始于疫情的全球扩散，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后，对全球经济、供应链、大国关系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发达国家股市出现流动性危机，对国内市场造成巨大影响。

目前来看，随着海外市场也回归理性，疫情造成的最混乱、最恐慌的时期基本已经过去。未来需要关注的是1-2年或是3-5年维度，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造成的冲击，市场也在逐步反应这方面的信息。

高云程 ：疫情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目前疫情发展仍有很多不确定性，病毒何时消失，疫苗何时出现还都是未知数。我在工作中通过对经济、对社会的观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宏观层面上，这次疫情相当于是对所有经济体的一次考验，而且这次考验大家都从一个起跑线出发，比拼各自的生产能力、紧急事态反应速度、信息传递效率、供应链抗压能力等等。在这场测试中，东亚国家表现的更有纪律性，疫情最先得到管控，经济恢复的速度也更快。这和东亚国家的国民文化和国家组织形式有一定关系。

微观层面上，疫情让很多事情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例如居民的消费习惯，疫情之下，会议、服务和教育都搬到了线上，原本可能十年时间才会完成的业态变化被浓缩到了三个月，疫情冲击加速了线上经济的渗透。

邓晓峰 ：新能源汽车是我们一直关注的行业。如果社会对于某个产业的发展达成了共识，那么投资者可以体会这种共识，参与共识的方向。

新能源汽车就出现了这种产业共识，该行业已经度过了可行性阶段，步入大规模发展扩张阶段。社会提出问题和需求，产业进行满足和解答，由此也为投资者带来机会。

高云程 ：行业选择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来谈一谈对于“新基建”的看法吧。

“新基建”可以说是今年一个非常新的概念，以前提到基建，都是铁路、公路、机场等等的“铁公基”。“新基建”今年才被提出，涵盖了5G、云端等方面的建设，含义很广。

“新基建”非常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疫情冲击下，“新基建”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国家信息网络出了问题，那么紧急情况下该国将陷入瘫痪。所以投资“新基建”就是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另一个原因是，疫情过后，我们需要对冲经济的下行压力，此时需要扩大投资。

所以一方面目前有必要加大投资，一方面“新基建”又对国家未来尤为重要。“新基建”成了国家经济转型和腾飞的重要抓手。

邓晓峰 ：这两类行业并不矛盾。如果一个行业处于发展初期，且竞争结构清晰，这是最容易下判断的情况。

但对于这两类行业我们会同时关注。一些成熟的行业中也有很多投资机会。比如家电行业，虽然行业发展成熟，但优秀的公司仍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选择行业和公司时更关注的是预期收益率和实现收益率的确定性。如果预期回报符合我们的需求，且机会确定性较高，我们才会重仓参与。

高云程 ：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对科技股的布局，加仓了一些受益于科技变革的信息技术企业，包括互联网娱乐和互联网零售等。

基于行业趋势做了加仓的判断，互联网零售发展迅速，今年第一季度末，线上零售额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重由去年底的20%升高到25%，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新冠疫情出现后，线上化企业迎来了加速发展的窗口，消费者加大了线上娱乐的时间投入，而且线上消费也开始涉足生鲜、食品等领域。

未来线上销售额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重还会加速提升，而一些平台型公司具有很高的天花板和很大的成长空间。

邓晓峰 ：香港是一个离岸市场，在投资者结构方面有弱势，所以容易出现估值折价，这种折价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香港市场受美股影响较大，近期正值中美关系紧张，政治事件的出现可能对港股估值造成冲击。但未来香港市场正面临两个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上市中概股开始在香港二次上市。阿里已经在港股上市，京东、网易也已有香港上市安排。这些高科技企业的上市将改变香港市场的产业结构。过去香港上市公司以金融、地产、能源行业的旧经济公司为主，高科技中概股的回归将使香港市场更能体现中国经济的未来。港交所调整上市规则也在帮助医疗、科技等领域的优秀初创企业登陆港股市场，未来香港将会是中国优秀企业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第二个变化是资金层面的，目前南下资金在港股市场的参与度越来越高，香港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再发生变化。内资和外资开始变得同等重要，而不再是外资起主导型作用。就如同北上资金改变A股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一样，南下资金也在对港股投资产生巨大影响。未来港股不一定会折价，因为这种折价可能被南下资金视作可以捕捉的超额收益。

虽然大国关系为港股投资者带来诸多挑战，但香港市场的机会也非常多、非常大。

高云程 ：我非常同意晓峰总的观点。香港是个离岸市场，虽然上市公司多为大陆企业，但投资者却以外资为主，这也使得港股对外部事件的反应很剧烈，且与美股相关性较高。

近几年我一直关注南下资金和北上资金的情况，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北上资金坚定买入A股的同时，南下资金也在坚定的买入港股。这种互联互通机制有助于让香港市场由“离岸”变得更加“在岸”。外资在A股市场具备定价权的同时，内资也会在港股市场有更多话语权。

香港市场有着更大的包容性，上市企业有高分红的价值型企业，也有快速发展的初创企业，投资者多种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香港都会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集结中国好企业的关键市场。

邓晓峰 ：近期个别中概股财务造假遭到了美国证监局的严厉警告。财务造假是应该资本市场坚决抵制与处罚的，美国这方面做得很严格，中国未来也会越来越严厉，这是监管层和舆论的共识。

另一方面，关于在美上市中概股的争议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中美间确实可能出现更多金融方面的争端，这是未来的一大不确定性。

高云程 ：中概股确实是近期热门话题，但大家可能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美国证监局主席确实公开警示了中概股的风险，但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世界各国的优秀公司来美国上市，为美国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未来美国股市会继续向世界各地优质企业开放。”

世界的好企业去美国上市，其实受益最大的是美国的投资者。此次中概股事件，受影响最大的是本身有瑕疵的问题企业，对于真正的优质企业来说，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权，投资者更希望能留住这些企业。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这种不利的舆论环境和市场情绪中，很多优质中概股的股价反映了各种负面因素，当这些负面事件消退后，投资者开始关注公司质地时，估值也将修复。

邓晓峰 ：对于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国私募来说，最大的护城河就是对中国经济、中国消费者的理解，是对中国各行业演进发展的长期跟踪。

同时，国内私募基金从小到大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很好的解决了所有权、管理人等方面的利益冲突问题。股东、管理者、客户的利益高度一致。在国内的很多领域，初创公司都战胜了职业经理人。当外资私募以更加标准化的姿态进入中国市场时，中国土生土长的私募管理人也有很大希望战胜他们。

高云程 ：海外资管巨头的竞争是一个问题，但也不算一个问题。作为基金投资机构，我们在和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竞争，只要我们对经济体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商业模式有更深刻的认知、能找出真正优秀的企业，只要我们能创造长期的、可持续的、可复制的超额收益来源，那我们就能在竞争中胜出。

海外大型资管机构有大公司的问题，比如他们的锐进精神可能比不过本土私募。我们的定位是做中国企业的投资专家，把中国经济各行业的商业模式、优秀企业全都研究透彻。我们专注于中国、专注并逐步扩大我们的能力圈，“专注”就是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邓晓峰 ：我是2001年投身证券行业，当时在国泰君安做研究，刚入行就经历了2001-2005年的A股熊市，这场熊市可以说是证券行业的推倒重来。像操纵股价这样的错误的A股投资模式在逐渐被淘汰。以公募为代表的机构在转型，以公司研究为基础的价值投资开始兴起。

恰逢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企业发展带来公司价值增长，也为股东创造持续回报。价值投资这种投资模式不断得到市场的正反馈。

在见证了一种失败的模式和一种成功的模式后，我自然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即坚持基本面研究，通过对产业基本面的发展判断，创造可持续、可管理、可复制的超额收益。其后我就在博时不断打磨这种投资模式，逐渐形成体系。

 高云程 ：非常巧，我和晓峰总同一年入行。我也是2001年投入证券行业，从券商到公募再到QFII（合格境外投资人），再到景林，这些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中国的上市公司。

在不同机构里有不同感受，当时赶上了998点的大底，赶上了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大牛市，也接触到很多投资方法、投资理念。但多轮牛熊切换下来，我发现其实一直在做减法，最后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专注”。

现在我也会减去一些东西，而专注做好能把握住的事情。比如我们很少做仓位管理，因为从统计学角度来讲，择时胜率并不高，不如把精力专注于选企业上面。一家优质企业，如果你花费太多精力做低买高卖的交易，结果可能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永远的错过他。

所以我们宁愿承担多一些波动，以长期视角选择好公司，坚定的做其投资人。简单一些，单一一些，这就是我选择的投资道路。

版权声明：未经好买财富授权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引用本文内容和观点，包括不得制作镜像及提供指向链接，好买财富就此保留一切法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