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天，一位伟人去世，《时代》周刊将他的画像再次印在杂志封面，并将标志性的红色封面改成了黑白。同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

那一年在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的末尾，杨立新走进大雪里，抬起头，面对迎面而来的风雪，旁边的走廊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葛优低沉的声音响起，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回过头来看，那些曾让人们忐忑的年份也不过是历史的一瞬。改革开放的步伐没有中断，随之而来的全球化让改革开放真正走向世界。30年间中国的GDP在世界总额中翻了10倍，城市的人们从各种筒子楼里搬出来，住上了商品房，农村的人们推倒了土房子，修上了两层小楼。

今年可能更加特殊，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发生着百年一遇的变化，俄乌冲突，中美博弈，参与塑造了过去那个和平的全球化时代的几位伟人相继去世。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然而，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当表层的合作已经不能使双方同时获益，就会产生博弈，产生科技实力与内需市场的较量。意识到无法在较量中获胜，或者较量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又会重新走向合作。

政治也有自己的周期，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每轮新的周期都会带来新的机会，比如上一轮的房地产与全球化，这一轮的能源革命和国产替代。这些机会经过资本市场的孵化，最终会给具有前瞻性的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如果不能领先于时代，至少也要与时代同行，而不是跟在时代后面疲于奔命，或者躺在地上被时代的车轮碾过。

26年前的资本市场也是另一番模样。1996年1月24日，《上海证券报》在第10版右下方刊登了中国第一篇介绍巴菲特的文章，《证券投资巨擘——华伦·布费》，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正式被引入中国。

那之后的一年半，为应对此前高通胀的保值补贴率连续下调，降息周期开启，居民储蓄进入股市，流动性驱动了A股的大牛市，估值大幅抬升。一直到1997年5月，上证指数上涨幅度接近200%，直到金融危机爆发。

此后两年，亚洲股市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恒生指数在2年间下跌超过40%，上证指数只经历了5%左右的回调，然后又开始第二波估值业绩双提升的翻倍行情。

资本市场总是最真实地反映经济以及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而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因素，主要就是经济形势和政策。因此，那些戴维斯双击的时刻在A股市场反复出现，而且往往是在最悲观的时刻。

反转时刻往往这样演绎，政策宽松（流动性宽松、产业扶持政策）——投资者风险偏好修复——估值修复（股价上涨）——业绩修复（ 股价上涨）。在国内，往往从受流动性影响最大的港股开始。

这轮行情也是一样。尽管上涨才一个多月，但恒生科技指数从10月24号的2800点到昨天收盘，已经反弹了41%，11月4号这周创历史最大单周涨幅。反弹往往比投资者预料的快很多，子弹刚刚上膛，市场已经起飞。

A股的反弹才刚刚开始，创业板指从10月10号到昨天收盘，上涨了6%；沪深300从10月28日到昨天收盘，反弹了9%。A股的估值、股债收益比、风险溢价率等指标仍然处于周期底部。

看不清的市场比看得清的更广阔，当一切风险都已被定价，市场也就走到了高位。模糊的正确大于精确的错误。

预测短期的涨跌也没有太大意义，巴菲特曾说，即使是现在，查理跟我还是相信短期股市的预测是毒药，应该要把他们摆在最安全的地方，远离儿童以及那些在股市中的行为像小孩般幼稚的投资人。

长期来看，A股处在底部区间，那些曾让股市下跌的因素也在反转。政策正在变得宽松，基本面和风险偏好都在修复，需求正在回升，通缩风险正在消失。

拉塞尔·纳皮尔在《大熊市启示录：百年金融史中的超级恐慌与机会》中说，一个大熊市通常是通缩引发的，当通缩风险消失，风险溢价开始收缩，是时候去买入股票了。一个关键教训是，当股票价格足够便宜时，它们可以几乎无视一切其他消息。

增量资金也正在进来，个人养老金入市可能带来万亿级别的长线资金。虽然短期内主要投向低权益比重的稳健产品，但长期有望成为A股的压舱石。对于A股市场，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这种情况曾在美国发生过。美国在1974年和1978年推出个人退休账户和401计划后，养老基金成为美国股市的主要参与者，美股波动率明显下降，估值中枢明显抬升。

因此，不妨乐观一点。在过去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当好守门员很重要，但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做一个好的前锋。

最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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