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起，包括赵军、江晖、陈家琳、王亚伟、邱国鹭、邓晓峰、杨东在内的多位公募基金大佬出走私募。2018年之后，“公奔私”的话题一度沉寂，直到近日林鹏离开东证资管，计划创办私募的消息传出，“公奔私”的现象在业内再度引发关注。
从2007年第一波“公奔私”大潮算起，过去的十多年中，一波又一波的公募经理转向私募。公募出身的私募经理们，也给这个早先在民间草莽生长的行业，带来了更丰富的视角和思考。
行业的变迁是一个相对广阔的视角，对于我们来说，最终还是要落脚到一个更聚焦的问题上。那就是，“公转私”对于基金投资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公募明星转战私募，他们能否延续曾经的光辉？而曾经备受追捧的公募基金在离开了星光熠熠的操刀者之后，结局又怎样？
如何在众多“公奔私”基金经理中做出选择？同时，当公募持仓的基金经理离职时，手上的产品又应该如何决断？或许这才是这个话题下，投资者最关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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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缩影：“公奔私”小史
1998年的3月，位于上海的国泰基金和位于深圳的南方基金破茧而出，由此拉开了中国基金业的征程。3月末，首批封闭基金——国泰的基金金泰和南方的基金开元正式发行，存续期15年，发行规模各20亿人民币。事实上，认购期间共冻结资金高达1616亿元，两只基金的中签率仅在2%左右。
这两只封闭基金随后在场内上市，上市首日，基金金泰涨幅达到39.6%，基金开元上涨34.65%。此后基金金泰一度连续涨停，出现了市价远高于单位净值的情况，更有投资者提出基金应该像股票一样有“市盈率”，用炒股的方式来“炒基金”。早期资本市场的疯狂投机和非理性热潮，可见一斑。
二十年后，另一批爆款基金出现——从2018年的兴全合宜、2019年的睿远成长价值，到杨东创办的宁泉资产在2020年迅速跻身百亿私募基金行列，这一次，让投资人买账的是他们长期的优秀业绩和管理人突出的投资体系、良好的业界口碑。人们也相信，从2015、2016年涅槃中重生的二级市场，这一次不一样了。
也正是在这二十年的变迁中，基金行业生长出了更多小径分岔的路口，它所滋养的一代又一代基金经理，也渐渐有了新的选择。
2007年被业内称为“公奔私”元年。牛市之下业绩的爆发，催生了第一批“公奔私”的弄潮儿：博时基金肖华、嘉实基金赵军、工银瑞信基金江晖、华夏基金石波、海富通基金陈家琳等明星基金经理纷纷作别公募基金，成立第一批公募派私募。
2007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一年，上证指数全年涨幅近100%，创造了A股有史以来最疯狂的牛市，大量的资金疯狂涌入二级市场，公募基金再度迎来抢购潮，以至于监管不得不采取“限号”的手段。就在许多基金公司通过拆分、大比例分红、净值归一的方式做持续营销，迎合市场高点的疯狂情绪时，彼时兴全基金总经理杨东却以公开信的形式，苦心劝持有人赎回。公开信发表的当天股市到达最高点6124点，此后大盘就开始了漫漫跌途。
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
依然是杨东治下的兴全，在2015年一季报中向投资人提示了市场的风险：
目前市场在轻松越过 4000 点后，越发大步狂奔，泡沫按照这样的速度不断膨胀，让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可能很快会来临的再一次泡沫的破灭，由于巨额杠杆资金的进入，这一次的股价崩溃对投资者的伤害甚至可能超越 2008 年。
而后面发生的故事，对于大多数A股投资者来说，也应该记忆犹新。
始于2014年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随后迅速辐射到资本市场，引爆了中小创的人气，牛市再度出现，第二波“公奔私“的高潮也随之到来。带着良好的业绩记录，新一批基金经理从公募出走，创办私募。如今望正资本的王鹏辉、睿璞投资的蔡海洪和巨杉资产的齐东超，均是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的公募派私募“新白马”。
图：2006-2019年历年公奔私基金经理数量
数据来源：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数据区间：2006.1.1-2019.12.31
在这第二波“公奔私”的浪潮中，最受市场关注的是由原南方基金邱国鹭创办的高毅资产。2015年初，博时基金明星基金经理、曾担任百亿规模社保组合管理人的邓晓峰离开公募，加入高毅资产担任首席投资官。高毅创办后，集结了来自中银基金的孙庆瑞，曾在建信基金和景林分别履职的卓利伟，还有传奇民间投资人冯柳，以及原高瓴资本总监王世宏。这家包含了多种基因的平台型私募，成立至今的一举一动都备受业内外关注。
2015年5月，邓晓峰成立了第一只私募产品。这只于市场5000点左右开始运作的基金，面对的市场并不温和。2015年的股灾、2016年的熔断、2017年的结构性行情、2018年的去杠杆和贸易战，好不容易在2019年迎来了估值修复，旋即在2020年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而这一切也是过去五年所有人经历的大背景。
在这个高度浓缩的五年里，上证指数最终跌去17%，创业板指最终缩水39%，而邓晓峰则延续了公募时期卓越的管理能力，创造了丰厚的回报。同时，他也力控产品回撤，在2016、2018年的市场大跌中，回撤均不到沪深300指数的一半。从2015成立产品至今的最大回撤，仅为同期沪深300指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位被很多同行称为“能力最全面”的基金经理，在“奔私”之后，依然在持续颠簸的市场中，穿越了周期，也证明了自己。
曾被称为“公募一哥”的王亚伟，在2012年离开华夏基金成立私募千合资本。头顶光环的他，在私募的道路上却走得颇不顺利。这也让业内很多人看到，一个明星经理的背后，除了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之外，公募基金公司提供的庞大投研团队和资源也功不可没。
“公转私之后，基金经理的业绩还能好吗”也是几波“公奔私”大潮中大家热议的话题。
邓晓峰用了五年时间，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当然，个案的演绎，总是各有各的故事。不过，当所有这些同样拥有公募背景的私募基金经理放在一起时，他们也在统计上呈现出了一份很有意思的答卷。
华宝证券在2019年的一份研报中进行了股票策略“公奔私”管理人的业绩比较。在2016至2018年的3年维度里，公奔私管理人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和全市场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但在前1/4的分位上却显示出了明显优于市场的水平。业绩分化之大，也体现了每个人对公私募不同环境完全不同的适应能力。
图：2006-2019年历年公奔私基金经理数量
数据来源：华宝证券、中基协
2016年之后，“公奔私”的热潮逐渐降温，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让这个话题重新开启。一次是2018年，两次写公开信提示市场风险的杨东，最终拂袖离开兴全，创办了私募基金宁泉资产。还有这一次，继王国斌、陈光明之后，林鹏也离开了东方红，选择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到这里，人的故事，也暂且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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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代表作的后来：命运各不相同
与基金经理绑定在一起的，永远离不开基金的业绩。反过来，很多基金也对操刀者的去留高度敏感。
林鹏离开东方红后，五年封闭期产品东方红恒元的场内份额出现大幅折价，截至5月22日，场内折价高达8.45%，很多人在问，“林鹏离职，投资者该怎么办？”
这一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了部分“公奔私”基金经理的公募代表作，以及在他们离开之后，继任者的业绩表现。由于市场阶段各不相同，我们此处采用基金经理们的任期回报在同类中的排名，而非收益率来进行比较。
那么，那些一度和基金经理相互成就的基金，在操刀人离开之后，又表现如何？
部分公奔私基金经理公募代表作的前后业绩排名变化
（标“★”代表：公奔私基金经理管理该产品期间，该基金曾获金牛基金）
数据来源：Wind，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从我们统计的情况来看，18只基金中，有14只基金在前任基金经理“公奔私”之后出现了同类排名的明显下滑，仅张翎管理工银瑞信核心价值期间，该基金在继任基金经理的同类排名分位上有显著上升。
此外，董承非接任王晓明管理兴全趋势、朱晓亮接任齐东超管理汇添富民营活力、巩怀志接任刘文动管理华夏优势增长期间，三只基金也基本保持了优良的业绩，在同类排名中继续位居前列。从基金持有人的角度出发，这体现出，明星基金经理背后，基金公司整体的投研体系和后备力量也是至关重要的考量点。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兴全基金的董承非外，巩怀志和朱晓亮也先后奔私。巩怀志加入了他的前辈刘文动创立的私募基金华夏未来，而朱晓亮则创办了私募基金申九资产。
从基金经理离职后其产品的份额变化上来看，大部分基金也经历了一轮或多或少的赎回，大部分基金如今的份额甚至已经远远不如当年的高光时刻。
但兴全趋势再次成为一个例外，尽管王晓明离职后基金份额出现了很小的回落，但目前兴全趋势的份额已经超过200亿，截至2020年一季度的基金总资产规模也超过了180亿元。这只成立于2005年11月的基金，在几代兴全基金经理的管理下，不仅规模稳步增长，也成为了少数几只“10年10倍”（即成立10年以上，业绩增长超过10倍）的基金。
部分公奔私基金经理公募代表作的前后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Wind，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注：离职前基金份额取任职最后一个完整季度的季报数据，离职后份额取离职所在季度的季报数据，现份额为2020年第一季度的基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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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其实，在这个话题下，对于基金持有人来说，无论买的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业绩的持续性。私募基金的持有人关心，基金经理从公募离开后，脱离了平台支持的他们能否继续保持此前的优秀业绩；公募基金的持有人则关心，基金经理离开之后，投研后继是否有人，能够持续带来可观的回报。
从研究平台和体系的角度出发，对于公募基金持有人来说，要关注基金经理，也要关注基金经理背后整个基金公司在投研建设、绩效评估和激励改革等方面的动作，这也是公募基金产品背后隐性的竞争力。而对于私募持有人来说，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私募行业的壮大，越来越多的机构也迭代掉了单打独斗的模式，自行培养或外部聘请了很多投研力量，来搭建一个更加成熟团队，让人与组织相互赋能。
另外一个重要的考察维度，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研究基金，要看业绩背后的方法论。因为如果我们只将目光集中在业绩好坏的表面结果上，然后再去寻找业绩好的基金，只是一个循环论证的过程，光用业绩去回答业绩是不够的。就像一个瘦子问胖子：“你为什么长得胖？”胖子回答：“因为我吃得多。”瘦子再问胖子：“你为什么吃得多？”胖子回答：“因为我长得胖。”这样的答案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研究投资方法和体系的意义在于，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才能够真正保证基金业绩的可靠和持续。例如，2015年之前，靠博“并购重组”的题材，很多人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监管体系的完善很快就堵死了这条捷径。这种方法在我们看来就是没有持续性的。
而放弃短期的诱惑，从长期主义的角度去研究和分析上市公司的经营，关注其建立的壁垒能否带来行业中的长期竞争力，耐心地“与时间做朋友”，这种“看长做长”的选股型选手，在A股走过近三十年的春秋和牛熊之后，更显现出了他们弥足珍贵的价值。
这几年，中国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海外成熟市场的投资理念持续影响着A股，而各类“长钱”的入市，或许也将为长期主义者提供更肥沃的投资土壤。
回到“公奔私”的话题上，人永远是这个行业最核心的资产。但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名字本身就是一切，了解并认同基金经理们所信仰的方法和价值，才能真正坚定对他们的信任，对待基金公司，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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